（一）社會意識形態(tài)之一. 中外古代都曾把一切用文字書寫的書籍文獻統(tǒng)稱為文學.現(xiàn)代專指用語言文字塑造形象以反映社會生活、表達思想感情的藝術,故又稱“語言藝術”.中國魏晉南北朝時期,曾將文學分為韻文和散文兩大類,現(xiàn)代通常分為詩歌、散文、小說、戲劇、影視文學等體裁.在各種體裁中又有多種樣式. （二）孔門四科之一. 《論語·先進》：“文學,子游、子夏.”邢炳疏：“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亦指教貴族子弟的學科.《宋書·雷次宗傳》：“上留心藝術,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 （三）指辭章修養(yǎng). 元結(jié)《大唐中興頌序》：“非老于文學,其誰宜為?” （四）官名. 漢代置于州郡及王國,或稱“文學掾”,或稱“文學史”,為后世教官所由來.漢武帝為選拔人才特設“賢良文學”科目,由各郡舉薦人才上京考試,被舉薦者便叫“賢良文學”.“賢良”是指品德端正、道德高尚的人；“文學”則指精通儒家經(jīng)典的人.魏晉以后有“文學從事”之名.唐代于州縣置“博士”,德宗時改稱“文學”,太子及諸王以下亦置“文學”.明清廢. 現(xiàn)代文學期刊 [編輯本段] 《文學》：1933年 7月 1日在上海創(chuàng)刊﹐由文學社創(chuàng)辦﹐上海生活書店出版.第 1卷編輯者署文學社﹐第2卷至第9卷先后由傅東華﹑鄭振鐸﹑王統(tǒng)照主編.黃源參加了第1卷至第5卷的編輯工作.鄭振鐸﹑茅盾是《文學》的主要發(fā)起人.編輯委員會成員為郁達夫﹑茅盾﹑胡愈之﹑洪深﹑陳望道﹑徐調(diào)孚﹑傅東華﹑葉紹鈞﹑鄭振鐸.創(chuàng)刊之初魯迅曾是編輯委員會成員之一.辦刊的宗旨“在于集中全國作家的力量﹐期以內(nèi)容充實而代表最新傾向的讀物﹐供給一般文學讀者的需求.”刊物內(nèi)容豐富﹑欄目眾多﹐且時有變動﹐較為固定的大致有小說﹑散文隨筆﹑詩歌﹑劇作﹑文學論壇﹑書評﹑作家論﹑文學畫報﹑翻譯﹑世界文壇展望等.其中以刊登名家的文學創(chuàng)作﹑文學理論﹑作家作品研究為主﹐對新進作家的作品也經(jīng)常予以發(fā)表和評介.特約撰稿員有魯迅巴金老舍丁玲冰心朱自清許地山王魯彥郭紹虞耿濟之田漢鄭伯奇戴望舒張?zhí)煲砝枇椅牡?8人﹐還有許多著名作家如郭沫若﹑阿英﹑周揚﹑胡風﹑蹇先艾﹑林語堂﹑沈從文﹑沙汀﹑艾蕪﹑蕭軍﹑蕭紅﹑臧克家﹑吳組緗等也經(jīng)常為之寫稿﹐撰稿作家上百人.在創(chuàng)作方面發(fā)表過許多有影響的作品.小說如茅盾的《殘冬》﹑《多角關系》﹑《大鼻子的故事》﹐葉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一個練習生》﹐王統(tǒng)照的《山雨》﹑《秋實》﹐許地山的《春桃》﹑《女兒心》﹐王魯彥的《屋頂下》﹑《鄉(xiāng)下》﹐鄭振鐸的《桂公塘》﹑《取火者的逮捕》﹐郁達夫的《遲暮》﹑《出奔》﹐巴金的《沉落》﹑《神》﹑《鬼》﹐老舍的《上任》﹑《微神》﹑《我這一輩子》﹐張?zhí)煲淼摹栋细缸印珐p《清明時節(jié)》﹐沈從文的《八駿圖》﹐沙汀的《苦難》﹐艾蕪的《咆哮的許家屯》﹐蹇先艾的《鄉(xiāng)間的悲劇》﹐吳組緗的《天下太平》﹐端木蕻良的《鷺湖的憂郁》﹐蔡希陶的《蒲公英》﹐舒群的《沒有祖國的孩子》﹔散文隨筆如魯迅的《我的種痘》﹑《憶韋素園君》﹑《病后雜談》﹑《病后雜談之余》﹐朱自清的《哀互生》﹑《你我》﹐豐子愷的《緣緣堂隨筆》﹑《勞者自歌》﹐巴金的《旅途隨筆》﹐王魯彥的《父親的玳瑁》﹐沈從文的《湘西散記》﹔詩歌如王統(tǒng)照的《她的一生》﹑《吊今戰(zhàn)場》﹐臧克家的《罪惡的黑手》﹑《中原的胳膀》﹐朱湘的《莊周之一晚》﹔戲劇如洪深的《劫后桃花》(影劇)﹐陳白塵的《金田村》﹑《蘆溝橋之戰(zhàn)》﹐夏衍的《賽金花》﹐李健吾的《梁允達》﹑《老王和他的同志們》等.這些不同體裁的作品﹐大多取材于現(xiàn)實生活﹐對當時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斗爭和其他種種社會沖突﹐做了現(xiàn)實主義的真實描繪﹐成為現(xiàn)代文學史上重要的著作.《文學》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和作家作品的研究比較重視﹐在現(xiàn)代文藝報刊中﹐它是發(fā)表作家專論最多的刊物﹐先后刊載過茅盾的《冰心論》﹑《廬隱論》﹑《落花生論》﹐胡風的《林語堂論》﹐穆木天的《徐志摩論》﹑《郭沫若的詩歌》﹐許杰的《周作人論》﹐蘇雪林的《沈從文論》等較為重要的論文﹐在作家研究方面具有開創(chuàng)作用.對丁玲的《母親》﹑王統(tǒng)照的《山雨》﹑艾蕪的《南國之夜》﹑吳組緗的《西柳集》﹑夏徵農(nóng)的《禾場上》﹑彭家煌的《喜訊》﹑周文的《雪地》﹑萬迪鶴的《達生篇》﹑蔡希陶的《蒲公英》﹑曹禺的《日出》﹑臧克家的《烙印》﹑艾青的《大堰河》等都作了比較中肯﹑及時的評介.《文學》對新文學運動和創(chuàng)作實踐方面的問題﹐發(fā)表過魯迅的《又論“第三種人”》﹑《論諷刺》﹑《“文人相輕”》(一至七論全文)﹑《“題未定”草》(一至三)﹐周揚的《現(xiàn)實主義試論》﹑《典型與個性》﹐胡風的《現(xiàn)實主義底一“修正”》等文﹐著重從作家對現(xiàn)實的態(tài)度﹑創(chuàng)作與現(xiàn)實的關系上作了理論剖析.郁達夫﹑金兆梓﹑適夷﹑胡秋原﹑杜衡﹑沈起予等筆談《五四文學運動之歷史的意義》﹐阿英的《中國新文學的起來和它的時代背景》﹐茅盾的《新文學前途有危機么﹖》﹑《論初期白話詩》﹑《敘事詩的前途》﹐朱自清的《新詩雜話》﹑《新詩歌旬刊》﹐屈軼的《新詩的蹤跡與其出路》﹐陳雨門的《中國新詩的前途》﹐張庚的《中國舞臺劇的現(xiàn)階段》﹐洪深的《一九三三年的中國電影》等文﹐就中國新文學發(fā)展中的一些問題進行了探討.這些文章對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歷史發(fā)展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文學》還于1934年 7月出了“文學一周年紀念特輯”──《我與文學》.有茅盾﹑巴金﹑鄭伯奇﹑胡風﹑葉紫﹑艾蕪﹑沈從文﹑卞之琳等59人撰稿﹐寫下了他們各自同文學的關系和“親切體驗”﹐“成為文學史的珍貴資料”(《我與文學引言》).1935年 7月又出了“文學二周年紀念特輯”──《文學百題》﹐有蔡元培﹑魯迅﹑茅盾﹑葉紹鈞﹑朱自清﹑郁達夫﹑洪深﹑阿英﹑胡風﹑豐子愷等60人撰稿﹐從多種角度簡要介紹了有關文學特性﹑古今中外的各種文學體裁﹑文學流派﹑創(chuàng)作方法等文學知識(上海書店于1981年復印了上述兩個特輯).1936年11月﹑12月曾編刊“魯迅先生紀念特輯”(一)﹑(二)﹐茅盾﹑鄭振鐸﹑王統(tǒng)照﹑傅東華﹑郁達夫﹑鄭伯奇﹑夏丏尊﹑歐陽凡海﹑力群等撰文作畫﹐悼念這位新文學奠基人的逝世﹐開展學習和研究魯迅的活動.《文學》也注意到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刊載過郭沫若的《屈原時代》﹐鄭振鐸的《談金瓶梅詞話》﹑《〈西游記〉的演化》﹐顧頡剛的《明俗曲琵琶詞》﹐陳子展的《兩宋詞人與詩人與道學家》等﹐1934年6月還出了一期“中國文學研究專號”﹐收有郭紹虞的《中國詩歌中之雙聲疊韻》﹐朱自清的《論“逼真”與“如畫”》﹐吳晗的《歷史中的小說》等論著.《文學》對外國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的翻譯介紹也較重視﹐譯載過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高爾基﹑安徒生﹑海涅﹑席勒﹑濟慈﹑雨果﹑羅曼羅蘭﹑惠特曼﹑馬克吐溫等著名作家的代表作品﹑理論著作以及評介他們的文章﹐還出過“翻譯專號”﹐“弱小民族文學專號”﹑“一九三五年世界文人生卒紀念特輯”﹑“屠格涅夫逝世五十周年紀念特輯”﹑“高爾基紀念特輯”等.這些譯著和資料記載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同外國文學的密切關系.《文學》是在30年代初期﹐《小說月報》?？o“左聯(lián)”機關刊物屢遭查禁的情況下創(chuàng)辦的﹐成為左翼作家﹑進步作家發(fā)表創(chuàng)作的陣地.它的反帝反封建的主導傾向是貫徹始終的.1937年8月1日9卷2號出版后﹐抗日戰(zhàn)爭全面爆發(fā)﹐《文學》減縮篇幅﹐于同年11月10日出至9卷4號停刊.《文學》每6號合為1卷﹐共出9卷52號﹐是30年代出版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文學期刊.文學的精神性價值[編輯本段] 文學除了擁有外在的、實用的、功利的價值以外,更為重要的是它還擁有內(nèi)在的、看似無用的、超越功利的價值,既精神性價值. 關于精神,可以有諸多不同的定義.我們一般是在這樣的意義上界定精神這一概念的：它是人內(nèi)在的一種意向性存在,是人的理性與感性諸多心理因素的有機統(tǒng)一,是人不斷超越自我、完善自我的一種心理活動過程.因而,精神的價值不同于物質(zhì)的價值,它是內(nèi)在的、本體的、不斷超越自身的.文學藝術的創(chuàng)造活動是文學藝術家的精神活動,文學作品屬于人類的精神產(chǎn)品,文學藝術的接受鑒賞也屬于人們的精神領域的活動,所以,文學藝術的精神性價值應當是其自身最為內(nèi)在的、基本的價值所在.正如早期的德國現(xiàn)象學學家Moriz Geiger指出的,“在藝術作品中,存在著一些構(gòu)成其價值的確定的特性”,那就是藝術的精神性價值的特性,即它并不以為了實現(xiàn)某種目的的服務的手段,那么他就無法理解藝術.這些價值是作為存在于作品之中,作為被包含在藝術作品之中的特性而被人們體驗的.”藝術,在履行自己的種種“服務”職責時,反而已經(jīng)忘記了什么是它自己,而我們在擁有過多“藝術作品”時卻失落了“藝術的精神”. 藝術,并不僅僅是工具,甚至也并不總是“作品”.但是藝術在本質(zhì)上是一種生存方式,生活態(tài)度,生活的內(nèi)涵,是生命賴以支撐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