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大革命”那個荒唐的動亂的年代,作者夫婦作為學術權威被認作“反動學術權威”,被造反派打翻在地,踩在腳下.但是,任何邪風對老王都沒有絲毫影響.他照樣尊重作者夫婦倆.他認準他們是好人,知恩必報,臨死也要去謝謝好心人.作者筆下的老王雖然窮苦卑微,但是精神上沒有受到任何污染,他一本做人的道德良心,是極其純樸的好人.
　　1．為什么作者一家對老王那樣的不幸者能那么關心、愛護?社會地位、生活條件比較優(yōu)越的人往往瞧不起卑微者,要有什么精神才能像作者那樣尊重人、理解人、關心人?
　　從文章看,最主要的是平等觀念.在作者那里,人是生而平等的,各人境遇不同,甚至差別很大,不過是幸運與不幸造成的差別.所謂幸與不幸,包括天賦條件、成長條件、生理條件,幸運者只有關愛不幸者的責任,沒有歧視不幸者的理由.有平等意識,才會平等對話,才會感覺人家上門來“沒請他坐坐喝口茶水”是很抱歉的.
　　再是人道主義精神.這種精神要求社會關心個人、同情個人,尊重個人對社會作出的貢獻,尊重人格,維護社會成員的基本權利,并促進全體勞動者的全面發(fā)展.作者一家對老王是懷有這種精神的.知道老王有夜盲癥,就送了大瓶魚肝油.他們總是照顧老王生意,坐他的車,讓他掙點錢.老王收錢常?？蜌?他們總是照原價付.平板三輪不敢坐了,還是關心老王是否能維持生活.總之,對不幸者懷有一顆愛心,才能這么關心人,愛護人.
　　老王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身子僵直,樣子非常怕人,作者心里只有同情和悲酸.老王死了好幾年了,作者每每想起來還感覺有愧于這個不幸者,總覺得在他生前,對他關愛不夠.所有這些,都是社會主義人道主義精神,正是公民道德建設所提倡的.
　　2．這篇寫人記事的散文,材料瑣碎,但是經過作者的組織,成為一個有機整體.作者是怎樣組織的?
　　研究這個問題,可以先列提綱,再探究為什么這樣安排.可以看出,作者是兼用邏輯順序和時間順序來編排的.開頭四段先寫老王的三點基本情況.這三點是按邏輯順序安排的.一是職業(yè),這是老王的謀生手段,二是生理缺陷,這是老王謀生的困難,三是居住條件,這是前兩點的結果,收入少,當然生活苦.下面三段,按時間順序,回憶老王的工作與為人,兩個片斷寫他為人好,一個片斷寫“文革”時期,他的生計越來越艱難.最后一個片斷,是老王離世前一天的事情,最能見出老王心地善良.
　　除段落安排有序之外,還應該探究貫穿全文的線索.可以看出,作者是以與老王的交往為線索的.坐老王的三輪,一路說說閑話,作者平易近人,老王也肯把身世相告.寫老王眼疾,說到女兒給他大瓶魚肝油,可見一家人對老王很照顧.老王對錢家也好,在服務費上雙方總是非常客氣.三輪改平板三輪,沒法坐了,作者還是很關心老王,對老王有好處,所以老王總覺得欠了一筆人情,在生命最后的日子也要表示感謝.以彼此交往為線索,全文一脈相承,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時代背景
　　首先,老王的善良是文章的唯一描寫內容嗎?我覺得不是.文章一開頭就寫道：“北京解放后,蹬三輪的都組織起來,那時候他‘腦袋慢’‘沒繞過來’‘晚了一步’,就‘進不去了’,他感嘆自己‘人老了,沒用了’.老王常有失群落伍的惶恐,因為他是單干戶,他靠著活命的只是一輛破舊的三輪車.”這僅僅是寫老王的老實善良嗎?這其實不僅僅是寫老王的老實與善,更是對那個黑白顛倒的年代的諷刺與控訴.所以,作者寫老王的善良,是放在一個大的背景之下－－那是一個黑惡的年代.
　　其次,老王是一個非常善良的人,那么,楊絳一家呢?文章中多次寫到楊絳一家如何對待老王,可以看到楊絳一家人的善良,這種善良一直延續(xù)到了他們女兒的身上.也就是說,這篇文章不僅僅寫了一個人的善良,而是寫一個異常善良的人對另一個異常善良的人的懷念,是寫善良的人們在惡的年代里的相互取暖.
　　最后,文章中最核心的一句是：“幾年過去了,我漸漸明白：那是一個幸運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這一句話始終的理
　　一、為什么說老王是“不幸者”
　　文章中的老王是一個生活在社會最底層的普通勞動者.他生計的來源“只是一輛破舊的三輪車”；他住的地方是“荒僻的小胡同”,“破破落落的大院”,“幾間塌敗的小屋”；他還“瞎掉一只眼”.此外,他“是單干戶”,“失群落伍”；他近乎沒有親人,“哥哥死了,有兩個侄兒‘沒出息’”,是一個“老光棍”.無論是在物質上、生理上,還是精神上,老王都是一個徹底的“不幸者”.
　　這一點毋庸置疑. 可這樣的“不幸者”,卻在一個歷史時間段里,與楊絳相識.
　　他們的相識,從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他蹬”,“我坐”,彼此之間的交流也只是局限于“閑聊”,但老王還是極為珍惜這樣的一種相識.他以自己的方式來傳達這樣的一種“珍惜”：“每天清晨,老王抱著冰上三樓,代我們放入冰箱.他送的冰比他前任送的大一倍,冰價相等”；文革期間,楊絳的丈夫錢先生“一條腿走不得路了”,老王送錢先生上醫(yī)院,“堅決不肯拿錢”,他說：“我送錢先生看病,不要錢.” 老王之所以如此,很重要的一點是在與楊絳一家的交往中,他感覺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溫暖和親近：楊絳將他視為“熟人”,愿意傾聽他的“閑話”；楊絳的女兒也曾“給他吃了大瓶的魚肝油”,使得他的眼病有了好轉；在他為楊絳一家付出一些勞力之后,還總能得到一些錢的補償.盡管有些時候,“拿錢”并非出自他的本意,但這樣的溫暖和親近,讓老王孤寂的心靈有了一種安慰.也正是這樣的溫情,使得老王在自覺與不自覺中,獲得一種心靈的寄托.老王是一個實實在在的以勞力為生計的卑微之人,本真而質樸的天性使他對有知識的人,總懷有一種別樣的敬仰之情,這樣的敬仰沒有一絲的功利色彩,它全然發(fā)自內心深處. 于是,老王才在行將就木之際,拿著自己舍不得吃的雞蛋和香油來送給楊絳.老王此次來,應該知道自己將不久于人世,他之所以拖著“直僵僵”的身軀,最后一次來到楊絳家,很顯然有他內心的考慮；然而,他的苦心最終遺憾地為楊絳所誤解（為何造成這樣的誤解,后文還將陳述）,使其成為一種簡單的錢與物的交換.“他直著腳一級一級下樓去”,而那“腳步聲”踏響的又是老王另一個意義上的“不幸”. 如果說老王既往的“不幸”,都是顯性的話,那么這次老王所踏響的“不幸”,卻是隱性的.其關鍵之處在于老王以自己簡單的思維方式,將楊絳一家對他的同情心曲解為家人的親情.他實心實意地做著一切他自己以為該做的事,可他并沒有真正意識到,他與楊絳一家畢竟來自不同的階層,之間的距離是顯而易見的. 盡管那從天而降的相遇,使得他有機會“近距離”地與楊絳交流,可這樣的交流也只能停滯在物與錢交換的表層,距離心的交流極遠.心的距離,是他無論作出怎樣的努力都無法縮短的.
　　二、楊絳又為什么是“幸運的人”?
　　楊絳的“幸運”,不僅僅是指她與老王兩人在物質上懸殊的比較,楊絳的“幸運”首先應該是在她們一家遭逢“不幸”的時候,遇到了老王這種“最老實”的人.老王給予她一家的幫助,可謂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老王不懂得什么是“欺負”,“他大概壓根兒沒想到這點”,在老王的人生字典里,本就沒有“欺負”二字.老王只知道本分地做人,老實地做事.盡管生活對他而言是不公平的,但他還是一如既往地安分守己,堅守自己的道德良心.
　　雖然楊絳也有“不幸”：文革中被沖擊,自己下放到干校；丈夫腿走不得路,還得自己煩請老王幫助送醫(yī)院.但這些在文章中只是一帶而過.因為楊絳寫此文的真實用意,是想通過剖析自己與老王相識的點點滴滴,傳達她對人生的別樣體悟,所以其他的一切也就不可能在這樣的一篇短文中詳盡地表述. 楊絳同情老王際遇的“不幸”,也盡了自己的力量在經濟上幫助老王.在她看來,老王已經夠可憐的了,自己無論如何也不能占老王的一丁點兒便宜了.知識分子內心深處的那份“清高”,使她在對人和對事上都堅守著一種原則,那就是決不欠別人的情. 在她的心目中,老王與“別人”是等同的.因此,她對老王的付出,總是物化為用金錢給予回報：老王給她家送冰,盡管老王說“車費減半”,可她堅持不減；老王送錢先生去醫(yī)院,“堅決不肯拿錢”,可她“一定要給錢”；即使是老王在生命行將結束時,給她送去雞蛋和香油,她還是“拿錢去侮辱他”.請注意,楊絳在這里用了一個特別醒目的詞：“侮辱.”它讓人更多地感受到老人在寫此文時的一種別樣心境,意蘊深遠. 我們再讀文章中的這樣兩段文字： 我謝了他的好香油,謝了他的大雞蛋,然后轉身進屋去.他趕忙止住我說：“我不是要錢.” 我也趕忙解釋：“我知道,我知道——不過你既然來了,就免得托人捎了.” 這里的兩個“趕忙”耐人尋味,老王的“趕忙”是知道了楊絳“轉身進屋”的動作將意味著什么,這是老王最不愿意接受的；而楊絳的“趕忙”,是她沒有能領悟老王的心思.其實那個時候,她也無暇去領悟,因為,那時楊絳看到的老王是：“直僵僵地鑲嵌在門框里”,“簡直像棺材里倒出來的”“僵尸”,“骷髏上繃著一層枯黃的干皮,打上一棍就會散成一堆白骨”.出于一種本能,她“害怕得糊涂”了,一心想到的只是趕緊打發(fā)老王走.而打發(fā)老王走的最好方式就是錢.我想,任何人對楊絳在這樣一個特定時候的舉止,都沒有理由非議. 事情的結果,自然是老王無奈地接受了他最不愿意接受的“錢”.從這一個細節(jié)中,我們不難看出當時楊絳與老王之間內心深處的一種隔閡.這樣的隔閡,在文章中還有,那就是老王在最后一次去楊絳家的“十多天”后,楊絳與老王同院的老李的對話： “老王怎么樣了?好些沒有?” “早埋了.” “呀,他什么時候……” “什么時候死的?就是到您那兒的第二天.” 從這段文字中,我們不難看出,與老王有著隔閡的還不僅僅是楊絳老人,即使是與老王同處一個階層的老李與老王也有著隔閡,雖然兩類隔閡的意義有可能不同.
　　然而,楊絳畢竟是一個有著社會良知的高級知識分子,老王的死,促使她“一再追憶”老王生前留下的“話”,“捉摸他是否知道”自己對他的“謝意”,可楊絳得到的卻是“心上不安”.這樣的“不安”,不停地拷問著她的靈魂,使她頓然了悟：自己既往與老王之間的點點滴滴,是那樣的不公平；自己對老王“錢”的回報與老王對自己“心”的付出相比較,是那樣的微不足道.這于她而言無疑是一種揪心的痛.這也正是“幾年過去了”之后,楊絳反思生活的一種精神的自省.知識分子精神的自省,又何嘗不是另外一種意義上的“幸運”呢?
　　其實,楊絳文中結語的“幸運的人”,原先是“多吃多占的人”,作者之所以作出這樣的改動,是有她深層次的考慮.我想,這大概也就是楊絳所說的“一個幸運的人對一個不幸者的愧怍”的真正原因吧.
　　還有一點作為補充：老王這樣的一個普通的人,最終讓楊絳老人深刻地覺悟出人生的“愧疚”,而她又將這一切質樸地昭示于后人,那又該是后人的“大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