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治印的故事/王師北
2005-7-26
有人把聞一多六十年前所刻印章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六十周年前夕捐贈給有關部門.中新社消息說,這枚玉石印章的邊款,用行草刻著一百二十六個字：「忝與毓棠為忘年交者十有余年,抗戰(zhàn)以還,居恒相約：非抗戰(zhàn)結束,不出國門一步.頃者強虜屈膝,勝利來臨也.而毓棠亦適以牛津之邀,而果得挾勝利以遠游異域.信乎!必國家有光榮而后個人乃有光榮也.承命作印,因附數(shù)言,以志欣慰之情,非徒以為惜別之紀念而已也.卅四年九月十一日一多於昆明之西倉坡寓廬.」消息稱這是一封抗戰(zhàn)「家書」.
這是聞一多為孫毓棠刻的一枚篆章.孫是歷史學家,清華大學畢業(yè)后赴日留學.抗戰(zhàn)爆發(fā)后,兩人同在西南聯(lián)大執(zhí)教,是亦師亦友的「忘年交」.抗戰(zhàn)勝利后,聞推薦他到牛津大學做客座教授.這段邊款文字,其實就是一段臨別贈言.把它看成是一封特殊形式的「家書」,固然未嘗不可；但是,治印者利用邊款記錄時事友情抒發(fā)胸中感慨,則是篆刻藝術的主要特徵之一,現(xiàn)在青年人對此大多不甚了了.聞先生治印邊款留言者甚多.譬如他在一九四四年底送給華羅庚一方圖章,邊款寫著：「甲申歲晏,為羅庚兄治印兼為之銘曰：頑右一方,一多所鑿,奉貽教授,領薪立約,不算寒傖,也不闊綽,陋於牙章,雅於木戳,若在戰(zhàn)前,不值兩角.」也是夾敘夾議,感慨良多.華羅庚后來在《知識分子的光輝榜樣》中說：「在幾十年遷徙輾轉的生涯中,我一直珍藏著它,每當我取出它,就想到一多先生,它上面所凝聚的患難之交的革命情誼成為鞭策自己不斷進步的動力.」
聞一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聯(lián)大時期.當是時也,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燒殺搶掠無惡不作,中國人民生活在前所未有的災難之中.聞一多雖是一名教授,所拿薪水卻無法養(yǎng)活家人,不得不掛牌治印補貼家用.他在一封信中說：「弟之經濟狀況,更不堪問.兩年前,時在斷炊之威脅中度日.乃開始在中學兼課,猶復不敷.經友人慫,乃掛牌刻圖章以資彌補.最近三分之二收入端賴此道.」從一九四四年四月到一九四六年七月,聞一多留下一千四百多方印譜,可見其治印之勤,更可見其家庭經濟狀況之窘迫.他的印章藝術價值很高.浦江清特別撰寫過一篇《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稱他是「黃濟叔之長髯飄灑,今見其人；程瑤田之鐵筆恬愉,世尊其學.」季鎮(zhèn)淮《聞一多年譜》記載說,浦江清教授曾經專門解釋過這兩句話,說：「黃濟叔是明代刻印名家,其為人長髯飄灑,喻聞先生之風度；程瑤田清代經學名家,兼長篆刻,以之擬聞先生最為恰合.」這篇《聞一多教授金石潤例》由梅貽琦、馮友蘭、朱自清、潘光旦等十多位教授聯(lián)合簽名,名噪一時.
聞一多治印是為了補貼家用,但是他治印從來沒有影響自己的教學.他在清華,研究學問就很認真.趙儷生《籬槿堂自敘》說「他一回到清華就拚命下功夫,許多蠅頭細字的讀書筆記都是在新南院寫出來的」.西南聯(lián)大南遷之時,文學院曾經在南岳衡山山腰圣經書院舊址上課,宿舍緊張,聞一多一度與錢穆、吳宓、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只見他從容自若,一絲不茍潛心學術研究,認真讀書備課.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回憶此事說：「室中一長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燈置其座位前.時一多方勤讀《詩經》、《楚辭》,遇新見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燈下默坐撰寫.」生活艱難卻研究不懈,一九四四年終於完成學術專著《楚辭校補》,出版后被學術界公認為文獻研究中的力作.這種敬業(yè)精神,令人神往.
朱自清在《聞一多全集序》中說：「他是一個斗士.但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和學者……他始終不失為一個詩人,而在詩人和學者的時期,他也始終不失為一個斗士.」治印也反映出他這種形象.陳明遠《文化人與錢》有一章《聞一多的經濟生活》,其中說到在昆明學生運動遭到鎮(zhèn)壓以后的一件事.「一二．一」慘案的禍首李宗黃,竟然附庸風雅,請聞一多刻印,說明兩日之內刻好,潤例優(yōu)厚.聞一多根本不予置理,將石料原樣退回.這就惹惱了特務,公然把大街上代聞一多治印收件的商店招牌砸爛,以此泄憤.他自己常用的閑章之中,有一枚文曰「叛徒」.他給人題詞,常常蓋這方印章.別人問他為什麼叫「叛徒」?他說：「我要做一個舊世界的叛徒!」這不正是一個正氣凜然的斗士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