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法產生背景問題是經濟法學研究的基本論題之一,然而,我國以往對該論題的探討存在標準不一、各行其是的缺陷,動搖了經濟法體系的根基.事實上,作為部門法的經濟法只能是國家針對市場缺陷進行干預,謀求個人利益與社會公益協(xié)調共生的歷史產物.在此前提下,各國經濟法產生的具體歷史背景又不盡相同,中國的經濟法產生背景尤其復雜：一方面,市場經濟以及相應的私法精神不夠發(fā)達,另一方面,缺乏自律的干預又時有發(fā)生.
一、通說的缺陷
國內各種教材或著作在論及經濟法產生背景時,通常存在如下缺陷：
1．分別闡述不同地域或國家經濟法產生發(fā)展過程,一般是美國—德國和日本—中國,有的還涉及到東歐和蘇聯經濟法產生發(fā)展情況,但并沒有給出一個具體結論.從科學角度看,這種論述方法是不妥當的,更讓人感覺到似乎世界范圍內經濟法產生背景千差萬別,無可比性.
2．關于“經濟法”的含義標準不統(tǒng)一.由于“經濟法”這一概念可以在經濟法規(guī)范和經濟法部門甚至經濟法學等多重含義上來理解,因此,含義不同,結論就不盡相同,甚至相去甚遠.如果把經濟法理解為單純的經濟法規(guī)范,必然得出經濟法與國家、法律同時出現的結論.這種思路的缺陷在于,表面上以歷史沿革為主線,實際卻無視歷史事實,更無法將經濟法同其他法律部門相區(qū)分,最終喪失了經濟法的獨立性；如果把經濟法理解為法律部門,則經濟法產生不過是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以后的事情.
可見在明確闡述經濟法產生背景問題上,統(tǒng)一經濟法的含義是關鍵性的前提.否則,表面上制造經濟法基礎理論研究虛假的繁榮,實際上卻無益于該學科的發(fā)展.從其他法律學科研究的啟示來看,將經濟法理解為部門法,進而考察經濟法產生的背景,才是合適的.
3．論者前后標準不一.其典型的思路是將近代以前的“經濟法”界定為經濟法規(guī)范,而將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界定為獨立的部門法.例如,“國家出現以后,便要對社會經濟進行一些這樣那樣的干預、管理,發(fā)生國家經濟管理關系,并以法的形式予以調整.這種調整國家經濟管理關系的法,便是早期的經濟法……那時的經濟法不是作為獨立部門法而存在的現代意義上的經濟法,嚴格地說,它只是經濟法性質的法.”[1]這種對近代以前“經濟法”采取“寬容”態(tài)度的本意也許在于表明經濟法并非在現代社會突然產生,而是有著歷史發(fā)展的漸進性和必然性.但作為科學研究的態(tài)度,這種寬容是不可取的.筆者認為,經濟法并無近代以前和現代意義上經濟法之分.
正如李昌麒先生所言,學者們對經濟法產生的表述并無實質區(qū)別[3],而這正好可以作為我們探討經濟法產生背景的共同平臺和基本前提.基于此,下文將進行經濟法產生一般背景比較分析,對學者達成共識的事實不再贅述,而只是針對共識本身進行更為細致的解析、梳理,總結經濟法產生背景的共性和個性.目的只是尊重事物發(fā)展的“求同存異”的基本規(guī)律,并應用于我國經濟法的基礎理論研究.
二、經濟法產生一般背景比較分析
馬克思主義認為,事物是共性與個性的矛盾統(tǒng)一,經濟法產生也遵循這一規(guī)律,即經濟法產生背景雖然表面看來千差萬別,但仍有共性的規(guī)律可循,分析如下：
總體上,經濟法產生有兩個淵源,即以美國為代表的暫稱之為和平主義的自然演進型經濟法與以德日等為代表的戰(zhàn)爭經濟法（包括蘇俄）,前者常被稱為經濟法產生的“常態(tài)”,后者則為“非常態(tài)”.的確,在前者,經濟法產生與戰(zhàn)爭并不直接關聯,而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向壟斷時期過渡的必然產物,是在和平（美國本土遠離戰(zhàn)爭策源地）的環(huán)境中,國家順應經濟發(fā)展的歷史階段,調整經濟管理職能,有目的立法的結果,并與二戰(zhàn)后“和平與發(fā)展”的時代主題一脈相承.學界通常將競爭法比作經濟憲法和經濟法誕生的標志,而最早在美國產生的《謝爾曼反托拉斯法》（1890）便是這個論斷的注腳.而該法既與經濟危機對策無關,也與戰(zhàn)爭無涉.而在后者,經濟法產生卻往往直接與戰(zhàn)爭的蓄意發(fā)動、戰(zhàn)時保障以及戰(zhàn)后重建等戰(zhàn)爭諸要素相關,體現出濃重的戰(zhàn)爭法味道,更與戰(zhàn)后和平發(fā)展時期作為一種經常的國家適度干預手段的經濟法不同.
但是這樣的表述并不否認兩個經濟法產生淵源存在的共性.實際上,只要我們承認,經濟法產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國家干預經濟的一種新型手段,而暫不考慮具體國家基于何種目的進行干預,我們就應得出二者之間存在共性的必然結論,即經濟法產生背景源于兩個基本的前提：市場經濟和社會公益的追求.首先,不論美國還是德日等國,在經濟法產生之時都是以市場經濟體制為前提的.不同的是美國素有自由的傳統(tǒng),其市場經濟在沒有外界力量介入的情況下自然生長,充分發(fā)展,至壟斷產生,負面影響凸顯,國家以“看得見的手”主動進行干預.德日等國的資本主義則是在外界力量介入下（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產生的,并因為其發(fā)展時間較短,又較多地具有封建色彩,因而也成為戰(zhàn)后經濟民主化、自由化的重要原因.前者可稱為市場主導型,后者可稱為政府主導型.其次,經濟法本質在于國家針對市場的天然缺陷進行必要干預,將個體正當利益的追逐限制在社會公益的前提下,追求二者的協(xié)調統(tǒng)一.表面上看,美國經濟法中才真正體現出社會公益,即維護自由競爭秩序,從而維護美國的自由傳統(tǒng),而德日經濟法由于戰(zhàn)爭法的味道濃厚,其體現的不過是被軍閥、財閥控制的政府或國家的利益,而與社會公益有天壤之別.但本質上各國經濟法立法都是統(tǒng)治階級謀求自身利益和社會利益協(xié)調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