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憶昔》
杜甫的《憶昔》共有兩首,是廣德二年(764年)在成都時所作.詩里寫出自己對唐肅宗、玄宗兩朝舊事的回憶.第一首寫的是“憶昔先皇(唐肅宗)巡朔方”、安史亂后唐朝的混亂情況.杜甫寫詩時為唐代宗統(tǒng)治時期,所以稱肅宗為先皇.第二首以充滿羨慕之情回敘當年開元盛世全國的經濟繁榮和太平景象,希望唐室中興,使盛世得以重現(xiàn).課本中引用的只是《憶昔》第二首開頭的六句,下面尚有22句：“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織不相失.宮中圣人奏云門,天下朋友皆漆.百余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谷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身衰疾.”
唐玄宗和開元之治
唐玄宗李隆基,又稱唐明皇.睿宗之子、高宗武則天之孫.睿宗朝曾參與誅殺武、韋同黨,平定了武則天晚年以后的政治動亂.712年即位,改元開元,至742年又改元天寶.開元之治時期一般指開元年間的29年(712～742).天寶以后由于奸臣當?shù)?安史叛亂逐漸成為亂世,歷史上亦稱天寶之亂.安史亂后,756年玄宗奔逃入蜀,同年太子即位,是為肅宗.762年,玄宗在長安抑郁而死.開元年間玄宗比較重視吏治,任用賢才姚崇、宋為相,精減冗官；也注意發(fā)展經濟,采取抑制土地兼并措施,興修水利和組織墾荒等；還重視文教科技的發(fā)展,整理古籍,任用天文學家一行改造新歷,測量子午線.同時,在和睦周邊民族,安定邊疆,以及對外的友好交往方面,也有貢獻.
姚崇
姚崇為唐玄宗開元時期名相.早年為武則天所提拔重用,官至鳳閣侍郎(相當于副宰相).開元初年,為唐玄宗所看重.在一次講武檢閱軍隊時,召進姚崇議論國是,欲加重用.姚崇卻侃侃而談,提出十項建議,史稱“建言十事”.這十項建議包括：實行仁政、不貪邊功、法行自近、宦官不參與朝政、拒絕營造佛道寺觀、戚屬不任臺省官、對朝臣以禮相待、納諫從善、以兩漢外戚專權為戒等.唐玄宗欣然接受,次日便正式拜相.姚崇為相后,興利除弊,選用賢才,發(fā)展生產,為開元盛世奠定了政治和經濟基礎.開元九年(721),姚崇病故.
開元盛世經濟的繁榮
開元時期統(tǒng)治者的各項政策,促進了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當時土地開辟,許多“高山絕壑,耒亦滿”(《元次山集》).據(jù)杜佑《通典》所記：“至(開元)十三年(725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齊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無貴物,兩京米斗不過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絹一匹二百一十文.東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開封),西至岐州(今陜西鳳翔),夾路列店肆待客,酒饌豐溢.每店皆驢賃客乘,倏忽數(shù)十里,謂之驛驢.南詣荊襄(今湖北荊州、襄樊),北至太原、范陽(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涼府(今甘肅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遠適數(shù)千里,不持寸刃.”可見當時糧食布帛產量豐富,物價低廉,商業(yè)繁榮,道路暢通,行旅安全.開元二十年(732年),全國有民戶7 861 236,口45 431 265,比唐初戶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玄宗時期興修大型水利工程四十多處
許道勛、趙克堯《唐玄宗傳》一書,根據(jù)《新唐書·地理志》的記載,制作了《玄宗時期興修水利表》.據(jù)統(tǒng)計,唐玄宗開元時期共修水利38處,天寶時又修8處,合為46處.
唐朝農耕技術的發(fā)展
唐朝由于國家長期統(tǒng)一,社會比較安定,北方的農業(yè)經濟有較快的恢復和發(fā)展,精耕細作的農田越來越多.不少地區(qū)在麥子收獲以后,繼種禾粟等作物,可以兩年三熟.南方的農業(yè)種植技術更有顯著進步.首先是高產作物水稻的種植面積大大增加,并廣泛采取育秧移植的栽培方法.杜甫詩形容說：“東屯(屯子、村莊)大江北,百頃平若桉(案的異體字,狹長的桌子)；六月青稻多,千畦碧泉亂；插秧適(剛才)云(作語助,無義)已(完畢),引溜(liù,水流)加灌溉.”當時江淮地區(qū),已經是大面積移植秧苗.其次是大量栽培早稻,即六七月可收割的一種早稻.育秧移植和早稻栽種,為在同一土地上復種麥子或其他作物創(chuàng)造了條件,使兩年三熟的耕作制逐漸在南方推廣,有的地方可一年兩熟.
江南土地肥沃,氣候溫暖,雨水充足,無霜期較長,加上人口多,勞動力充足,宋朝時人們對土地的利用率進一步提高,大力發(fā)展稻麥輪作的二熟制.“吳地沃而物伙,稼則刈麥種禾,一歲再熟.”(《吳郡圖經續(xù)記》)這種一年兩熟的耕作制在唐代已經出現(xiàn)了.
唐朝的蔬菜新品種
《隋唐五代社會生活史》和《中國古代農業(yè)科技史圖說》認為,唐時蔬菜新品種有菠菜、萵苣和食用菌等.《中國古代農業(yè)科技史圖說》還提到茭白也是在唐代開始作為食用蔬菜的.該書還說：“茭白是我國特有的一種水生蔬菜,世界上以之為蔬菜而進行培育的唯有我國.”菠菜又名菠,是唐代由尼泊爾傳入我國的.至于食用菌,如人工栽培蘑菇,最初記載亦見于唐代,在《四時纂要》一書中有記載.
唐朝茶葉生產和飲茶之風
我國是茶的故鄉(xiāng),是世界上種茶、制茶、飲茶最早的國家.茶最初被當作一種藥材,在長期的醫(yī)藥實踐中,人們認識到茶不僅可以治病,而且味道清香,可以清熱解渴,是一種很好的飲料.西漢時,完成了從藥用到飲料的過渡,當時已有煮茶、賣茶的記載.東漢著名醫(yī)學家華佗說：“苦茶久食益意思.”認識到茶對人能起到興奮大腦和心臟的作用.三國時,江南一帶已形成飲茶習慣.《三國志·韋曜傳》說：吳國皇帝孫皓,每次宴會都強迫群臣喝酒,每人至少以七升為限.韋曜不會喝酒,孫皓密賜茶給他,允許以茶代酒.說明當時已有了飲茶的習慣.魏晉南北朝時,茶被用來招待客人.東晉桓溫招待賓客主要用茶果.
唐時南北統(tǒng)一,各地交往密切,飲茶風氣從南方傳入北方,中唐以后又從中土傳往塞外,漸成為各族人民日常生活之必需.黃河流域的關西、山東飲茶之盛,達到了“累日不食猶得,不得一日無茶”的地步.“上自宮省,下至邑里,茶為食物,無異米鹽.”在一些城市,已經出現(xiàn)專門賣茶的茶館.
由于茶的需要量大增,刺激了茶的生產和貿易,除野生茶樹外,大量進行人工栽培.唐時茶葉產地遍及今四川、云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江蘇、江西、安徽、湖北、湖南、河南、陜西等省.茶葉生產已是江南農業(yè)的重要部門.“江淮之人,什二三以茶為業(yè).”祁門縣境甚至“千里之內,業(yè)于茶者什七八”(《全唐文·祁門縣新修閶門溪記》).茶樹栽培技術和管理方法也有顯著進步.茶樹種植三年后,每畝鮮茶可收120斤.每到茶葉收獲季節(jié),茶產地盛況空前,四方商人紛紛趕來,大量采購.南方的茶葉,通過大運河和陸路大批運往北方,“舟車相繼,所在山積,色額甚多”.當時的名茶就有二十多種,如蒙頂、石花等.793年唐政府征收茶稅,“十稅其一”,是年征得茶賦40萬緡,約當全年收入的1/15.
唐代茶業(yè)承前啟后,不僅在南北朝的基礎上有了迅速發(fā)展,而且影響及于世界.從唐代開始我國的茶葉相繼輸往世界各國.至今各國語言中茶字語音,無不源出于我國的茶字,可見茶是我們祖先對人類飲料的一大貢獻.
陸羽和《茶經》
陸羽,唐朝復州竟陵(今湖北天門)人,我國古代著名的茶葉專家.所著《茶經》一書,內容十分廣泛,對茶的起源、茶的性狀和種類、茶的產地、采茶的器具、制茶的過程、煮茶的方法、飲茶的茶具、茶葉優(yōu)劣的區(qū)分和水質品第的鑒定等,都做了比較全面系統(tǒng)的論述.這是我國茶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世界上第一部茶書,對后世研究茶史有相當影響.據(jù)《太平御覽》記載,從宋代起,陸羽就被人稱為“茶神”了.
曲轅犁
生產工具是生產力的一個重要因素,一定類型的生產工具標志著一定發(fā)展水平的生產力.農具的改進以及廣泛采用,對唐朝農業(yè)生產的發(fā)展起了重要作用.唐以前笨重的長直轅犁,回轉困難,耕地費力.江南農民在長期生產實踐中創(chuàng)造出一種輕便的短曲轅犁,又稱江東犁.
曲轅犁構造示意圖
晚唐時陸龜蒙的《耒經》,記載曲轅犁由11個部件構成,重大改進有三處：1?長直轅改成了短曲轅.舊式犁長一般為今9尺左右,前及牛肩；曲轅犁長合今6尺左右,只及牛后.犁架變小重量減輕,便于回轉,操縱靈活,節(jié)省畜力.由舊式犁的二牛抬杠變?yōu)橐慌恳?而且,由于占地面積小,這種犁特別適合在南方水田耕作,所以在江東地區(qū)得到推廣.2?加裝了犁評.由于犁評厚度逐級下降,推進犁評,使犁箭向下,犁入地深；拉退犁評,使犁箭向上,犁入地淺,可適應深耕和淺耕的不同需要.3?改進了犁壁.唐時犁壁呈圓形,因此又稱犁鏡.可將翻起的土推到一旁,以減少前進阻力,而且能翻覆土塊,以斷絕草根的生長.這種犁出現(xiàn)后逐漸推廣,成為當時最先進的耕具.耕犁至此已基本定型,這是唐代勞動人民對耕犁的重大改進.
筒車
各種水車廣泛用于農田灌溉,是唐朝農業(yè)生產發(fā)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杜甫在四川寫的《春水》詩說：“連筒灌小園.”李實解釋這句話說：“川中水車如紡車,以細竹為之,車骨之末,縛以竹筒,旋轉時低則舀水,高則瀉水.”這是一種利用水力轉動的筒車.筒車用竹或木制成一個大型立輪,由一個橫軸架起,可以自由轉動.輪的周圍斜裝上許多小竹筒或小木筒.把這個轉輪安置在溪流上,使它下面一部分浸入水中,受水流之沖擊,自行旋轉不已.輪周斜掛的小筒,當沒入水中時滿盛溪水,隨輪旋轉上升,由于筒口上斜,筒內水不流灑.當立輪旋轉180°時,小筒已平躺在立輪的最高處,進而筒口呈下傾位置,盛水即由高處泄入淌水槽,流入岸上農田.這對解決岸高水低、水流湍急地區(qū)的灌溉有著重大意義.這種自轉不息、終夜有聲的筒車,確實是人無灌溉之勞而田有常熟之利.一晝夜可灌田百畝以上(唐代缺乏具體記載,此據(jù)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上).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唐朝水車已傳到日本.829年,日本的“太政府符”專門談及“應作水車事”,說：“傳聞唐國之風,渠堰不便之處,多構水車.無水之地,以斯不失其利.此間之民,素無此備,動若焦損.宜下仰(切望)民間,作備件器,以為農業(yè)之資.其以手轉、以足踏、服?；氐?備隨便宜.”這一記載不僅是中日兩國人民經濟文化交流的絕好證明,也生動說明水車使用已成“唐國之風”,其種類有手轉、足踏、牛拉等.
姚崇捕蝗
開元四年(716年),山東地區(qū)發(fā)生嚴重蝗災.當?shù)乩习傩帐苊孕潘枷胗绊?紛紛燒香磕頭,祈求上天保佑,滿朝文武也都束手無策.姚崇向皇帝上書,引用古代《詩經》和東漢光武滅蝗的詔令,說明滅蝗才是積極的辦法.他建議唐玄宗派遣“捕蝗使”,去山東滅蝗.姚崇上書受到許多朝臣反對,他又力排眾議,說服玄宗迅速行動.玄宗終于同意派使捕蝗,并強調：“吾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在滅蝗過程中,姚崇獎勤罰惰,對那些遷延不積極捕蝗的地方官吏嚴加申斥,說“古之良守,蝗不入境.今不治蝗,正證明無德可言”,發(fā)牒催促治蝗.結果滅蝗取得很大成績,僅汴州就捕蝗14萬石.此后,山東再沒有釀成重大蝗災.他的治蝗行動受到高度贊揚,人們說：“姚崇為相,憂國如家,愛民如子.”
唐代的絲織業(yè)
唐代絲織業(yè)非常發(fā)達,絲織技術精巧,絲織品品種花式繁多,爭奇斗艷,琳瑯滿目,主要有絹、綾、錦、羅、紗、綺、等.
綾是以斜紋組織起花,光如鏡面的絲織品.絹是用生絲織成的一種平紋織物,主要產于唐代北方.絹的顯著特點是質輕,《太平廣記》記載有一種輕絹,一匹長四丈,重量只有半兩.甘肅敦煌千佛洞發(fā)現(xiàn)唐代絹幡,都是用一種幾乎透明的薄絹制成的,掛在佛堂的過道上,不阻礙光線.陸游《老學庵筆記》說：“亳州輕紗,舉之若無,裁以為衣,真若煙霧.”紗是一種表面布滿紗眼的絲織物,亳州輕紗由于過于精薄,入手如無重量,做成衣服,真像身披輕霧.這種輕紗就是唐代貴婦“嫌羅不著愛輕容”的輕容紗.新疆吐魯番發(fā)現(xiàn)的一件深紅色輕容紗,菲薄精巧無比.錦是一種多彩織花的高級絲織物.益州、揚州的錦最負盛名.蜀錦絢麗多彩,精美絕倫.
唐朝絲織品的色彩極為豐富,有人對吐魯番出土的唐代絲織物作了色譜分析：紅有銀紅、水紅、猩紅、絳紅、絳紫等五色,黃有鵝黃、菊黃、杏黃、金黃、土黃、茶褐等六色,青、藍有蛋青、天青、翠藍、寶藍、赤青、藏青等六色,綠有胡綠、葉綠、果綠、墨綠、豆綠等五色,連同黑白二色,共二十四色之多.
唐代陶瓷業(yè)
唐朝陶瓷業(yè)達到很高的水平.瓷器制造至此才與陶器制造完全分離,成為一個獨立的手工業(yè)生產部門,瓷器也代替金、銀、漆器,成為不可缺少的日用器皿.那時出現(xiàn)了一批制瓷名窯.邢窯及四川大邑的白瓷,胎質堅致,釉色潔白.杜甫詠白瓷說：“大邑燒瓷輕且堅,扣如哀玉(清脆的玉聲)錦城傳,君家白碗勝霜雪,急送茅齋也可憐.”越州的青瓷瓷土細膩,胎質精薄,瓷化程度高,釉色晶瑩潤澤.陸龜蒙詩云：“九秋風露越窯開,奪得千峰翠色來”,說青瓷釉色晶瑩如九秋露水,色澤如千峰滴翠.陸羽評青瓷白瓷說“若邢瓷類銀(言其白),則越瓷類玉(言其白而瑩潤)”,“若邢瓷類雪(言其潔白),則越瓷類冰(言其潔白而透明)”.這些評說,是抓住了名窯瓷器的不同特點.唐三彩是一種鉛釉陶器.它先以白色黏土作成陶胚,放在窯內素燒.陶胚燒成后再上釉進行釉燒,彩釉多是白、黃、綠、褐、藍等色.化學分析表明,彩釉主要是矽酸鉛,用鉛和石英配制而成,透明無色.制作時先在白地的陶胎上涂一層無色釉,然后再涂各種金屬氧化物作為呈色劑,進行釉燒.工匠們可以配出淺黃、翠綠、天藍等色彩.由于鉛釉高溫流動的性質,燒時往下流淌,呈現(xiàn)出從濃到淡的層次,融合絢麗,斑駁淋漓,成為聞名于世的唐三彩.這表明,當時工匠們對化學原料特性的認識、對火焰的控制,已達到很高的水平.
唐都長安
唐朝首都長安城,在隋朝興建時稱為大興城,但習慣上還是稱長安城.唐長安城沿用隋大興城舊制,不斷修建,更加宏偉壯麗.長安城布局特色：1.宮殿、衙署、坊、市分置,宮城居全城北部正中,為宮殿區(qū)；其南是皇城,為中央衙署所在地；外郭城從東西南三面拱衛(wèi)皇城與宮城,是平民與官僚的住宅區(qū)和商業(yè)區(qū).住宅區(qū)名坊,商業(yè)區(qū)名市,坊市分置.宮殿區(qū)居全城北部中央,顯然帶有皇帝“至高無上,南面稱王”的意思,這可說是宇文愷當年設計長安格局時的中心思想.2.全城南北中軸線兩側東西對稱.東半部設萬年縣,有東市；西半部設長安縣,有西市.東半部54坊和西半部55坊絕大部分對稱,因修興慶宮、大明宮稍有變動.3.棋盤式的街道寬暢筆直.長安城內的街道均作南北、東西向排列,相互垂直,筆直端正,寬暢豁達.南北縱列的大街11條,東西橫列的大街14條,由這些大街把外郭城切成109個長方形的坊和東西二市,二市各占兩坊之地.白居易《登觀音臺望城》詩：“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正反映了這種整齊劃一的棋盤式格局.全城街道兩旁都有排水溝,并栽種槐榆,大道筆直,綠樹成蔭,市容十分壯觀.白居易給張籍的詩中所說“迢迢青槐街,相去八九坊”,就反映這一情況.宮城和皇城內,多種梧桐柳樹.4.封閉式的坊和集中的市.坊的結構是封閉式的,各坊都有圍墻,住宅的門都在坊內.除皇城以南36坊只開東西兩門,僅有東西大街外,其余各坊,皆開東西南北四門,都有由一條東西大街、一條南北大街構成的十字街.東西兩市,四面各開兩門,各有兩條東西街、兩條南北街,構成“井”字形街道,把市場分為九個方塊.每方的四面都臨街,店鋪就設在各方的四圍,同行業(yè)的店鋪,集中在一個區(qū)域里,叫做行.東市有220行(有的說120行),西市“市內店鋪亦如東市”.西市是長安城商業(yè)集中之地,也是長安城經濟活動的中心.
唐都長安是當時國際性大都市
長安是當時全國人口最多的城市.《韓昌黎全集·論今年權停選舉狀》：“今京師之人,不啻(chì止)百萬.”《韓昌黎全集·出門》：“長安百萬家,出門無所之.”說長安有百萬人口.《唐都長安》中說：長安、萬年二縣共領戶8萬余.按一戶10口推算,長安居民為80萬,加上皇族、士兵、奴仆、僧、尼、道、冠(女道士)、少數(shù)民族、外國客人,長安人口可達百萬.本目標題出自上述韓愈的詩,“百萬家”應是虛指,形容長安人口眾多.因為如果按一家10口計算,百萬家當為1000萬口,與實際情況不符.
唐朝是一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唐太宗較為開明的民族政策,促進了民族的融洽,遷居長安的少民族人口,十分可觀.僅貞觀時遷居長安的突厥族人就有一萬家,突厥貴族被唐政府任命為將軍、中郎將等五品以上官吏的有百余人.身著各式服裝的邊疆各族會聚長安,使長安成為國內各民族交往的中心.
長安也是一座國際性的大城市,是中外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唐六典》記載唐王朝曾與三百多個國家和地區(qū)交往,每年都有大批外國客人來到長安.唐王朝設有專門機構(鴻臚寺、禮賓院)負責接待外賓,設置翻譯人員,提供各種便利.陜西乾縣章懷太子墓道東壁的禮賓圖,生動地描繪了中外友好往來的場面.波斯(伊朗)曾不斷派遣使者前來長安,波斯商人遍布長安、洛陽、廣州、揚州等地.很多波斯人長期甚至世代留居長安等地.波斯人李元諒在唐朝官至尚書左仆射、鎮(zhèn)國軍節(jié)度使.波斯商人很多從事珠寶行業(yè),大多住在西市,也有的經營普通商業(yè).長安兩市有波斯邸(專供波斯人居住或存放貨物之處)、波斯酒店等.
長安百萬人口需要大量的商品供應.全國各地的商人和外國商人云集京城,興販貿易,使長安東西兩市商業(yè)興隆繁盛.僅見于歷史記載的,兩市行業(yè)就有鐵行、肉行、筆行、大衣行、秋(qiú,牛馬后部的革帶)轡(pèi,駕馭牲口的韁繩)行、藥行、秤行、絹行、麩行、魚店、酒肆、帛肆、衣肆、寄附鋪(寄賣所)、波斯邸等等.唐代后期,兩市繁榮達到極盛.大小工商業(yè)在兩市周圍和城門附近各坊發(fā)展起來.如崇仁坊“一街輻輳(fú còu,集聚),遂傾(超過)兩市,晝夜喧呼,燈火不絕,京中諸坊,莫之與比.”這說明中唐以后,長安城工商業(yè)的發(fā)展,在地區(qū)上已突破兩市的范圍,在時間上也突破了夜禁的限制.
長安城規(guī)模宏偉,布局嚴整,在國內國外影響很大,日本的平安京(西京)就是仿照長安建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