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別康橋》賞析
《再別康橋》是徐志摩最富盛名的詩作之一.
徐志摩（1897—1931）,字摩詰,浙江海寧人.早年留學美、英等國.回國后組織新月社.是新月派的代表詩人.主要的作品集有《猛虎集》、《云游》、《志摩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等.本詩寫于1928年,收入《猛虎集》是其最有代表性的詩歌.此前作者曾寫過一首《別康橋》的詩作.
詩人曾經留學英國,在康橋大學（Cambridge University）讀書.在那里,受到英國文明的熏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理想——康橋理想.但是,歸國后,軍閥統(tǒng)治下舊中國的黑暗現(xiàn)實,使他的康橋理想破滅了.康橋,英文原名Cambrige,今通譯劍橋,是英國學術、文化、風景勝地.正如徐志摩當初把意大利文化名城佛羅倫薩譯為很有色彩的冷翡翠一樣,康橋這個兼有意譯的音譯也包含有這樣的意思,即安樂的橋,壯美的橋.徐志摩曾經一再說：“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可見康橋留學生活對徐志摩影響的巨大.
《再別康橋》是徐志摩1928年秋再度游歷英國后在歸國海輪上寫的.徐志摩在留學康橋時期確立了自己的資產階級民主的理想,確立了自己的愛與自由與美的人生觀,但國內的軍閥混戰(zhàn),以及戀愛的失敗,使他備感失落.當他再次游歷康橋時,一切已經是物是人非,詩人正陷入一場信仰危機,面對著康橋,他浮想聯(lián)翩.在詩里他以纏綿惋妁筆調,抒寫了自己對康橋無限留戀和依依惜別的心情,微妙地層露了因“康橋理想”的幻滅而無限哀傷的情懷.當然,之所以對康橋戀戀不舍還在于,這里是詩人青春生命得以輝煌的場所,或者說這里說生命的見證,回到康橋從某種意義上就是回到生命的過去,去重溫生命.正是因為如此,才會見“參差荇菜”而“左右流之”了,才會在康河的柔波里“甘愿做一條水草”.對于這夢幻過于的沉迷,而不忍心破碎了這樣的夢,所以才“輕輕地”“悄悄地”,所以想放歌而不愿意,而用“笙簫”來代替.笙簫的嗚咽正是詩人內心痛苦而不能說出的情感的代言.
徐志摩的詩作十分注重藝術技巧.
（1）形象生動,意境優(yōu)美.在詩中,詩人緊緊圍繞著“尋夢”這一中心進行抒情和想象,敏銳地抓住了“金柳”“波光” “青荇”、“星輝’等具體而生動的形象,勾勒出無比美麗的康河晚景,巧妙地把氣氛、感情和景色三者融會在一起,表露了自己對過去憧憬的留戀和眼前的離愁別緒.詩篇格調輕盈柔和,有一種無可奈何的夢幻般的情調.
（2）具有音樂美和建筑美.詩行整齊,具有建筑美,但是又在整齊中有所變化,使詩行具有靈動之美,具有動態(tài)之美.這首詩每節(jié)四行,每行的字數(shù)也大體相當,有著節(jié)的勻稱和句的齊整,給人一種建筑上的美感；但每節(jié)二、四兩句的錯落又使詩作顯示出靈活的情韻,而不像聞一多的詩作那樣的板滯.全詩每節(jié)兩韻,隨節(jié)轉換,第一節(jié)和最后一節(jié)重復而又有所變化,所用韻腳又多是發(fā)聲綿長的復韻母,另外還使用了“悄悄的”和“輕輕的”等復音詞,使聲調回環(huán)往復,語言輕倩柔美,意象明麗流轉.
（4）富有音樂性與動態(tài)美.詩作以“尋夢”為抒情線索,整首詩作抒情主人公“我”到康橋告別的經過.時間是從傍晚——“夕陽” ,到半夜——船星輝,再到夜半更深——“星輝斑斕”,再到清晨——“西天的云彩”.這是整個一夜的時間.空間上從近處的河畔,到波光,到榆蔭下,再到船上,到棄船等岸.人物和他的視角也在不斷地發(fā)生變化：從高處——西天的云彩,到稍近的“波光”,再到“夕陽下的金柳”,再到“榆蔭下的一潭”,再到“青草更青處”.由高及低,由遠及近.然后再隨著時間和空間的變換,由近及遠到更遠.時間和空間在不斷的流動之中,而情感也在不斷的流走中.先是寫康河下景色的絢麗,接著寫“尋夢”中的沉浸和忘乎所以中的“放歌”,轉眼又寫“不能放歌”,轉入沉默狀態(tài),最后又回應第一節(jié)“輕輕的”而“悄悄的”告別.夢可以使人放歌,但又使人不能放歌,相互矛盾,形成情感的張力.沈從文說：“徐志摩的作品給我們的感覺是‘動’,文字的動,情感的動,活潑而輕盈.如一盤圓圓的珠子,在陽光下轉個不停,色彩交錯,變幻眩目.”
詩作格調輕盈柔和,有一種無可奈何的情調.創(chuàng)造出耐人尋味的意境.這首詩的風格飄逸清麗.整個這首詩極力表現(xiàn)詩人的哀傷迷惘的情緒,但情緒濃烈卻不張放,整個的格調非常切合中國傳統(tǒng)詩學的“哀而不傷”的蘊籍風格.
《再別康橋》詩歌創(chuàng)作很顯然受到聞一多詩歌主張的影響,但徐志摩對對新月派詩美主張有著自己的獨特理解,他的獨特的才情使詩歌更加具有靈動性和才情.偉大的詩人總是在規(guī)則之中找到靈活的形式,以適宜地表情達意.徐志摩善于表達輕柔的情感和帶有小資產階級情調的生活內容,所以,他被茅盾稱其為“中國小布爾喬亞的開山鼻祖,也是中國小布爾喬亞的最后一個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