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制度在中國實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對隋唐以后中國的社會結構、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
科舉原來目的是為政府從民間提拔人才,打破貴族世襲的現(xiàn)象,以整頓吏制.相對于世襲、舉薦等選材制度,科舉考試無疑是一種公平、公開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東亞日本、韓國、越南均有效法中國舉行科舉,越南科舉的廢除還要在中國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紀,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看見科舉取士制度,在他們的游記中把它介紹到歐洲.十八世紀時啟蒙運動中,不少英國和法國思想家都推崇中國這種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國在十九世紀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務員敘用方法,規(guī)定政府文官通過定期的公開考試招取,漸漸形成后來為歐美各國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國文官制所取的考試原則與方式與中國科舉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納了科舉的優(yōu)點.故此有人稱科舉是中國文明的第五大發(fā)明.今天的考試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舉制度的延續(xù).
從宋代開始,科舉便做到了不論出身、貧富皆可參加.這樣不但大為擴寬了政府選拔人才的基礎,還讓處于社會中下階層的知識份子,有機會透過科考向社會上層流動.這種政策對維持整體社會的穩(wěn)定起了相當大的作用.明清兩朝的進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沒有讀書、或有讀書但未作官的“寒門”出身.但只要他們能“一登龍門”,便自然能“身價十倍”.歷年來千萬莘莘學子,俯首甘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過希望能一舉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說,科舉是一種攏絡、控制讀書人的有效方法,以鞏固其統(tǒng)治.
科舉為中國歷朝發(fā)掘、培養(yǎng)了大量人才.一千三百年間科舉產(chǎn)生的進士接近十萬,舉人、秀才數(shù)以百萬.當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識之士,但能過五關斬六將,通過科考成進士者,多數(shù)都非等閑之輩.宋、明兩代以及清朝漢人的名臣能相、國家棟梁之中,進士出身的占了絕大多數(shù).明朝英宗之后的慣例更是“非進士不進翰林,非翰林不入內(nèi)閣”,科舉成為高級官員必經(jīng)之路.利瑪竇在明代中葉時到中國,所見負責管治全國的士大夫階層,便是由科舉制度所產(chǎn)生.
科舉對于知識的普及和民間的讀書風氣,亦起了相當?shù)耐苿幼饔?雖然這種推動是出于一般人對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對知識或靈性的渴望；但客觀上由于科舉入仕成為了風尚,中國的文風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兩朝時,中國的讀書人以秀才計,大部份時間都不下五十萬人；把童生算在內(nèi)則以百萬計.當中除少數(shù)人能在仕途上更進一步外,多數(shù)人都成為在各地生活的基層知識份子,這樣對知識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這些讀書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產(chǎn)物,學習的亦是相同“圣賢書”,故此亦間接維持了中國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統(tǒng)一和向心力.
科舉所造成的惡劣影響主要在其考核的內(nèi)容與考試形式.由明代開始,科舉的考試內(nèi)容陷入僵化,變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實際學識.大部分讀書人為應科考,思想漸被狹隘的四書五經(jīng)、迂腐的八股文所束縛；無論是眼界、創(chuàng)造能力、獨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過科考為讀書唯一目的,讀書變成只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舉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無論在文學創(chuàng)作、或各式技術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卻多數(shù)都失意于科場.可以推想,科舉制度為政府發(fā)掘人材的同時,亦埋沒了民間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來,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場,虛耗光陰.清政府為了奴化漢人,更是嚴格束縛科舉考試內(nèi)容.清代科舉制日趨沒落,弊端也越來越多.清代統(tǒng)治者對科場舞弊的處分雖然特別嚴厲,但由于科舉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舉制終于消亡.
就算在科舉被廢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國的社會中留下不少痕跡.例如孫中山所創(chuàng)立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中規(guī)定五權分立,當中設有的“考試院”便是源出于中國的科舉考試傳統(tǒng).另外,時至今日科舉的一些習慣仍然可以在中國大陸的高考中看見.例如分省取錄、將考卷寫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頭裝訂起來,從而杜絕判卷人員和考生串通作弊、稱高考最高分者為狀元等等,俱是科舉殘留的遺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