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是我國文學史上的大家,詩歌獨開一派（山水田園詩派）,散文造詣也很高.北宋歐陽修便對他很傾倒,曾說：“晉無文章,惟陶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其實不只《歸去來兮辭》,《桃花源記》以及《五柳先生傳》等,也都是好文章.年代距陶淵明不算很遠的南朝人沈約和蕭統(tǒng),都說陶淵明寫《五柳先生傳》是用以“自況”,當時人視為“實錄”.這話是有道理的.
　　《五柳先生傳》所寫,都可以從史傳和本集有關作者的記事中得到印證.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五柳先生傳》就是作者的自畫像,這是讀本文首先應該把握的.陶淵明的一生雖然主要是在田園中度過的,從同時代的人起就把他稱為“幽居者”,但他卻是一個有壯志和用世之心的人物.
　　在《雜詩》里,他自言“少壯時”,“猛志逸四?！?《飲酒》詩中又說“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對年近四十仍然功業(yè)無成,頗為感慨.中年幾度出仕,只使他感到“志意多所恥”,又加上性情耿介,不會圓滑,難免不惹禍患,便毅然歸田.他把田園看做是與腐朽現(xiàn)實對立的一片凈土,在這里帶著濃厚的浪漫主義情調怡然自得地生活,傲彼濁世.他的可貴處就在于守志安貧,不與世俗同流合污.
　　《五柳先生傳》正是托名五柳先生刻畫出這樣一個具有高風亮節(jié)的人物形象.全文不長,不同版本文字略有出入,但都在一百七八十字之間.在這樣簡短的篇幅里勾畫人物,卻能做到形象豐滿,性格鮮明,不能不佩服作者的藝術功力.開篇四句是對人物身份的交待.起得飄忽,也起得風趣.但不要輕輕看過,以為只是作者的趣筆,實則其中隱含深意.“許”做“處所”解,“何許人”即“何地人”.古人是重視地望的,姓氏前常要冠以家世籍貫,如瑯琊王氏、陳郡謝氏之類,在兩晉門閥制度下尤其如此.而五柳先生卻不知何地人,可見他不在流俗觀念之中.古人又是重聲名的,有所謂立德、立功、立言之說,希圖能夠聲名不朽,而先生卻連姓氏名字也不清楚,竟指宅旁五柳而為號,可見他又出于流俗觀念之外.這幾筆不僅把隱姓埋名、深藏避世的意思說足,而且突出顯示了五柳先生的不俗,一上來便使“高人”之氣籠罩全篇.語極平淡,味極深醇,這就是蘇東坡評陶詩所說的“似癯實腴”的境界.
　　作者《歸園田居》詩說：“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陰后檐,桃李羅堂前.”《傳》文的“宅旁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又隱隱散發(fā)出一股田園氣息,映襯出一個田園幽居者的形象,可以說沒有一點閑筆墨.鍾嶸評陶詩說：“文體省凈,殆無長語.”同樣可以移來評他的文.“閑靜”二句用正敘點出五柳先生最本質的情操.正因為不為榮名利祿動心,所以能守志不阿,也因此才高出于流俗之上.朱熹說：“晉宋人物雖曰尚清高,然個個要官職.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招權納貨.陶淵明真?zhèn)€能不要,此所以高于晉宋人物.”這話是比較能說到點子上的.“閑靜少言”與“不慕榮利”相照應,“閑靜”即不尚交往,“少言”即不喜應酬,也就是陶詩中所說“息交游閑業(yè),臥起弄書琴”、“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之意,二句前后呼應,互為補充.
　　下面集中描寫五柳先生在田園中守志安居的生活情態(tài).分四個方面寫,中心則突出其悠然自得的情調.“好讀書”四句是講讀書.對于“不求甚解”,解法一向很有分歧,其實它只是對下文“會意”而言的.意思是說讀書不求對書的系統(tǒng)的深入的把握,只重在其中會己心、愜已意者,也就是從中尋找思想上的共鳴和感情上的寄托,作者《贈羊長史》詩說：“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上,正賴古人書”,是這種讀書態(tài)度的最好說明. “性嗜酒”八句是講飲酒.“造”當“到”解,“造飲”即到那里飲酒.“不吝情”是“不系戀”、“不在意”之意.親舊招飲,造飲則醉,卻不以去留為意,見出先生之意在酒而不在人.于酒有情,于人無意,把嗜酒之味寫得更為濃足.作者《己酉歲九月九日》詩曾說：“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這幾句便是寫他醉酒陶情的意態(tài).
　　“環(huán)堵”五句是寫安貧.“堵”即“墻”,“環(huán)堵蕭然”就是四壁空空.“短褐穿結”是說穿的粗布短衣還破著窟窿,打著補丁.“簞瓢”分別是盛飯和盛水器,“簞瓢屢空”即飲食不繼.“晏如”是安然的樣子.吃穿住沒有一樣不困弊不堪,卻處之坦然.不因貧奪志,也不因貧敗意,見出先生的高處.魯迅先生在談到陶淵明平和的一面時說,他“是個非常平和的田園詩人.他的態(tài)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里很平靜.家常無米,就去向人家門口求乞”,“他窮到衣服也破爛不堪,而還在東籬下采菊,偶然抬起頭來,悠然的見了南山,這是何等自然.”可以幫助我們體會這里所寫的境界.
　　“常著”四句是寫著文,他吟詩作文,用意也是在示志娛情.示什么志,娛什么情呢?就是本篇傳記中所寫的高志奇情：憎惡世俗,守志于田園,甚至是陶醉于田園.他借文章“導達意氣”,自樂其志,所以忘懷于世俗的得失,以此自終.
　　四個方面概括起來就是：讀書適意,醉酒陶情,安貧樂道,著文娛志.通過這幾個方面的勾畫,一個堅守節(jié)操、不隨流俗的“高人”形象便立起來了,活起來了.選材極精,造語極簡,意足筆止,風神宛然.古人說文章作到好處,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陶文夠得上這樣的標準.文章最后還有一段“贊”.“贊”是歷史傳記的一種體式,綴于傳文之末.
　　《文心雕龍》說：“贊者,明也,助也.”據鄭振鐸先生的解釋,傳文中記事有未完備之處,在“贊”中補足,即所謂“助”之義；傳文中褒貶之意沒有說盡,在“贊”中講透,即所謂“明”之義.所以“贊”不是贊美,而是對史傳正文的記事和褒貶做進一步的補充和闡發(fā).本文利用這一體式,進一步揭示五柳先生的精神和展拓文章的境界.
　　“黔婁”見于《高士傳》,是齊國一個不受卿相之聘的高人.黔婁之妻的話見于《列女傳》.“戚戚”是憂愁的樣子,“汲汲”是熱中追求之意.“其言”句意思是,黔婁之妻的話所說的,是五柳先生一類人吧.
　　“茲”是連詞,起承接作用,有“則”、“斯”之意.“若人”,這個人,指五柳先生.如果我們把《傳》文中五柳先生的形象予以概括,那么也就是“不戚戚于貧賤,不汲汲于富貴”,“銜觴賦詩,以樂其志”.“贊”中這幾句話成為畫龍點睛之筆,把五柳先生的精神闡發(fā)得更為明晰,可以說是“贊”體的“明”的作用.“無懷氏”見《莊子》,“葛天氏”見《呂氏春秋》,都是傳說中的遠古帝王.陶淵明常用古史傳說指稱自己的理想時代、理想社會. 《時運》詩說：“黃唐莫逮,慨獨在余.”“黃唐”即指傳說中的黃帝、唐堯時代.《飲酒》詩說：“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羲農”即指傳說中的伏羲氏、神農氏時代.贊賞五柳先生簡直是無懷氏、葛天氏時代的老百姓,等于說五柳先生的生活是理想社會中的人們的生活,文章的境界更高了,文章的思想也進一步升華了,可以說是“贊”體的“助”的作用.作者的《與子儼等疏》說：“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這里寫的顯然是這種生活的折射.
　　《五柳先生傳》在寫作上的特色,還有以下幾點值得一提.我國史書比較發(fā)達,傳記一類文字也出現(xiàn)較早.《史記》《漢書》都包括大量人物傳記.但是這些都是史傳,本質上屬于歷史.所以,盡管它們也具有文學性,甚至被稱為“傳記文學”,對材料也有重要的剪裁和取舍,但總要比較全面地反映人物的生平事跡.《五柳先生傳》不同,它是純文學性傳記,不等于人物的紀實.說《五柳先生傳》是作者的“自況”,也只是在一定意義上講,如果以為這就是陶淵明的全部真實,便未必妥當了.比如“閑靜少言”四個字就很值得推敲.在對世俗一面來說,陶淵明是“閑靜少言”的,所謂“窮巷隔深轍,頗回故人車”.可是在另一個生活圈子里,他既不“閑靜”,也不“少言”.他和田園中的農戶“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和志同道合的佳鄰好友“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都是“農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的.另外,他在實際生活中也不是整天那樣悠然.由于他是“欲有為而不能者”,心情并不能完全平靜.五十歲時寫的《雜詩》還在說：“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悲凄,終曉不能靜”,對壯志未伸、年華虛度竟然焦灼到整夜不得安眠,哪里悠然呢!他的生活不斷下降,“夏日抱長饑,寒冬無被眠.造夕思雞鳴,及晨愿烏遷.”有時更“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門拙言辭”,向人乞討去了,也是無法一味“晏如”的.他還寫了《述酒》《詠荊軻》《讀山海經》等詩,寫出“刑天舞干戚,猛志固長在”那樣的詩句,對時事的激烈情緒溢于言表,可見也沒有完全遺世,成為無懷氏、葛天氏王國里的公民.所以《五柳先生傳》雖是自況,卻不等于全面紀實,而是創(chuàng)作.它不拘人物之跡而傳人物之神.對于陶淵明來說,雖然并不符合全部實跡,卻比任何史傳的記載更能表現(xiàn)出陶淵明的風貌.它著重刻畫出一種人物精神,我們甚至可以把它稱為“陶淵明精神”,這是作者理想的、衷心傾慕的、在詩文作品中竭力表現(xiàn)的精神,也是作者千百年來給人印象最深、影響最大的精神.這就是藝術和典型的力量.《五柳先生傳》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篇文學傳記,開創(chuàng)了文學傳記體,隋末唐初人王績作《五斗先生傳》,即承其流.這是一.
　　第二、如果我們稍微細心一點,便會發(fā)現(xiàn),本文對人物的描寫,大半都是總結性語言.從性情品格到讀書、飲酒、處貧、著文各方面生活,無一不是概括性的結論.好像作者在給五柳先生做鑒定.沒有寫一件具體事實,但每一項中都包含大量的事實,所以,簡約的語句中含有豐富的內容,高度凝練.這是本文的一大特點.但是特點并不就是優(yōu)點,用總結性的語言刻畫人物,也可以寫得干枯,而且很容易流于抽象、概念.本文的妙處在于,雖然使用結論式的語句,卻決不抽象化、概念化.每一條都含有豐滿的生活意境；逐條敘來,又具有詩一般的韻味.這是因為作者提煉出來的結語,已經充分生活情態(tài)化、形象化、詩化了,顯示了作者概括生活、表現(xiàn)生活的巨大能力.兩晉時期玄風盛行,清談玄言崇尚用簡約的語言表述深奧的意蘊,那時連品題人物也講究雋語傳神,我們可以在《世說新語》中看到這方面的具體描寫.影響及于文風,便取精約明凈,簡語傳神.陶文的這一寫法可能與這種風氣有關.
　　第三、作者寫《五柳先生傳》,著重刻畫五柳先生的精神,不是無謂的.顯然是頌揚這種精神和這樣的生活態(tài)度,也顯然是以這種精神和態(tài)度睥睨世俗.所以《五柳先生傳》不僅是自況,還是自許、自贊.但是這贊許之意,并不直接訴諸文字,而是寓于字里行間.于敘事中見頌揚,于頌揚中見兀傲.粗粗讀來,作者只是不動聲色地勾勒人物形象,轉一體味,揚己傲世之意盡在其中.“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簞瓢屢空,晏如也”,“忘懷得失,以此自終”,這些平平淡淡的似乎完全是客觀敘述的語句中,包含多少頌揚與自我肯定!“無懷氏之民歟?葛天氏之民歟?”不言傲世,傲世之意自在言外.這是很高的寫作本領,壓抑著滿懷激情不使流泄,結果筆端飽含感情,表現(xiàn)得更為含蓄,也更有感人力量.
　　第四、文字的特色也值得注意.朱熹評陶淵明的詩說：“平淡出于自然”.陶文也是如此.他的文字非常樸素質實,決不選聲設色,講究詞藻色彩的華美.有柳有宅已足夠了,便無取乎綠柳黃墻.《歸園田居》詩說“榆柳陰后檐,桃李羅堂前”,也只取桃柳繞屋,而不講桃紅柳綠.作者在這一點上,與在他之前的郭璞、之后的鮑照、同時的顏延之,都大異其趣.他的表現(xiàn)方式則純取白描,只是用平淡的語言直敘情事,摹狀物象,使人好像透過玻璃觀物,不覺其有語言文字,而直觸到其中的事、物、情.作者的文筆又極其自然,如清溪流水,隨物曲折,如白云浮天,舒卷自如,讀起來絲毫沒有吃力之感.宋人楊時說,陶淵明“沖澹深粹出于自然,若曾用力學,然后知淵明詩非著力之所能成”.話是不錯的,用力學便不免做作,做作也便無法自然.必須是“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方能造自然之境,自然與“率意任真”分不開.但就文字表現(xiàn)上來說,平淡自然又不是率爾操觚所能辦到的.文字要運用到十分圓熟的地步,才能達到平淡自然的境界,所以它是文字的高境.這里不是說只有平淡自然的文章才好,而是說平淡自然是文字的高格之一,是文藝百花園中獨具風韻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