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刑罰寬嚴問題上,朱熹力主以嚴為本,而以寬濟之,他認為,“今人說寬政,多是事事不管,某謂壞了這‘寬’字”.他分析其原因時說：執(zhí)法者或為禍福報應(yīng)之說所迷惑.“多喜出人罪以求福報”；或者為“欽恤之悅”所迷惑,“以為當寬之罪而出其死”,凡遇罪當殺者,總為之開脫,以待上奏之后裁決；或為“罪疑從輕”這說所迷惑,以為“凡罪皆可以從輕”.他要求糾正這種有利于罪犯,有害于被害者的做法.“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為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為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為無辜,是知為盜賊計,而不為良民計也”.朱熹的嚴刑主張,還具體反映在恢復(fù)肉刑,限制贖刑,嚴懲“奸兇”諸問題上.以“以嚴為本”為原則,朱熹還要求維護封建等級制,審理案件須先分清尊卑,上下,長幼,親疏的區(qū)別,然后才判斷其是非曲直.可見,朱熹的“以嚴為本,”最終是以維護綱紀倫常為其根本原則的,為了維護綱紀倫常,他不惜拋棄“直”與“不直”的是非界限,混淆罪與非罪的區(qū)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