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紀年制,過去也叫做“耶穌基督紀元”、“紀元”、“西元”等.在西方國家,用略語A.D.表示,取自拉丁語Anno Domini,Anno是“年”,Domini是“主”的意思,在英語中是“in the year of our Lord”,“in the year of the Christian era”,大致是“吾主紀元”、“耶穌基督紀元”的意思.“公元前”,西方略語為B.C.,即“before Christ”,“耶穌基督之前”的意思.所以,公元紀年制是從耶穌基督降生開始紀年,關鍵問題是確定耶穌基督降生的年份和日期.
在創(chuàng)立各國通行的紀年方法以前,世界各地紀年方法很混亂.我國很早就是一個皇帝有一個年號,從登基開始紀年.歐洲有從某城市建城開始紀年的方法,羅馬等地通常采用以羅馬建城的那年作為起始的紀年法,簡寫為A.U.C.,即ab urbe condita,意為“從建城起”,也就是從羅馬城建城算起.基督教史上的事件,《圣經(jīng)》描述的事件,例如耶穌降生,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等,都可以按羅馬建城為起始的時間序列編年.屬于其它城市影響大的地區(qū),就按那個城市建城起始編年.這種紀年法直到拜占庭帝國時代仍然被采用.當時也有人從古希臘某一次古奧林匹克運動會開始紀年,例如第一次古希臘奧林匹克運動會是在公元前776年舉行的,紀年就從那年開始.而有的地方根本沒有紀年方法.許多歷史文獻記載當時發(fā)生的事件,涉及人物、地點,情節(jié)等,但沒有年、日期的記載,沒有“時間坐標”,偶爾有季節(jié)、時辰的描述,所以,為文獻記載的事件定出時間坐標,尤其是紀年,成為史學研究的重要領域.
公元6世紀,羅馬教皇約翰一世指令當時的一位修道士Dionysius Exiguus,即“小個子”狄奧尼修斯編寫一份年志,并指示年志要以“從吾主耶穌基督降生起的年份”為依據(jù).
狄奧尼修斯接受了教皇關于編寫年志的指令.他試圖從古羅馬建城歷法加上他自己的判斷來找到基督的出生日期,有了這個日期,既可以從這一點往“過去”標記基督以前的時間,也可以開始基督出生后往“未來”的時間序列.這種以某個日期為基準上溯、下延的紀年方法是先進的,當時大多數(shù)紀年法沒有上溯到基準日期以前的內(nèi)容.經(jīng)過一番計算和研究,狄奧尼修斯最后確定：耶穌基督降生在A.U.C.（即羅馬建城后）753年,臨近歲尾的12月25日,然后他做了一個影響深遠的決定：“從吾主耶穌基督降生起的年份”即從A.U.C.754年起,將這一年定為新的紀年法的元年,A.D.1年,亦即公元1年.日期則從A.U.C.754年1月1日起.
事實上耶穌的出生年至今還是迷,至少《圣經(jīng)•新約》所記載的就與這種說法不一致.當時有一個希律王海洛德（Herod,40B.C.-4B.C.）,當他聽說耶穌將成為猶太人之王時,心中大為恐慌,因而下令殺盡伯利恒附近所有兩歲以下的男嬰.記述耶穌生平的“馬太福音”第二章說,耶穌于海洛德為王時降生在伯利恒,有智者從東方來到那路撒冷.正是海洛德王要尋找剛出生的這個嬰孩并將他殺死.
因此,海洛德應是耶穌同時代人.當時,比較確切地知道海洛德死于A.U.C．750年.如果耶穌真的如狄奧尼修斯所確定的那樣生于A.U.C．753年,那就說明耶穌出生時海洛德已死,也就不可能有屠殺男嬰的事件.因此,耶穌必定誕生于A.U.C．753年,或者更早,也就是說,耶穌實際上應該誕生于公元前4年,亦即耶穌基督紀元前4年或者更早.由于狄奧尼修斯的失誤,公元紀年制出現(xiàn)了這個不應有的矛盾.這真是有點和歷史開玩笑.好在今天人們使用公元紀年制時,沒有必要一定弄清耶穌是在公元1年降生,還是在公元前4年降生.
此外,狄奧尼修斯不是以耶穌基督的降生日,12月25日作為新年的開始,而是以降生后第八天行割禮的日子,即A.U.C.754年1月1日作為起始,這與羅馬和拉丁基督教歷法中的新年也不相符.
盡管狄奧尼修斯創(chuàng)立的公元紀年制有缺陷,但它還是逐漸歐洲各國接受.中國從辛亥革命后的次年（1912年）起采用公歷月、日,但同時采用中華民國紀年.新中國成立后也采用了這種紀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