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有平上去入四聲 按陰陽再分八調(diào) 各地方言多數(shù)保留了古漢語四聲八調(diào)的格局 而普通話只有三聲四調(diào) 缺少了入聲使普通話分不清古詩的平仄
漢語聲母有清濁對立 普通話所有全濁音都清化了 而部分方言（吳語）則仍保留全濁音 缺少濁音使得普通話同音字增多同時聲音高亢不夠柔和
普通話使用不少游牧民族語言的詞匯 而古漢語的詞匯更多保留在方言中
方言的歷史基本上都比普通話悠久 如吳語可以追溯到三千年前 而普通話的前身是滿清官話 是滿清入關后學說的漢語 歷史不久 而且以前言文不一 直到上世紀初的白話文運動 滿清官話才把口語書面化形成了白話文 之后搖身一變 成了“國語”“普通話”
趙元任：
“在學術上講,標準語也是方言,普通所謂的方言也是方言,標準語也是方言的一種.”
“平常說方言,是同一族的語言,在地理上漸變出來的分支；分到什么程度算是不同的語言,這個往往受政治上的分支的情形來分,與語言的本身不是一回事兒.比 方從前羅馬用的拉丁語,到后來漸漸變,變到現(xiàn)在,有許多分支,一方面有了政府上的分歧,一方面有了文字上的分歧,因此我們覺得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法 國這幾個都是不同語言了……可是要把這些語言,現(xiàn)在情形內(nèi)部的比較看起來么,有些地方也類似中國的幾種方言,有如北京話跟上海話、跟廣東話、跟福建話差別 這么多,但是因為中國向來用一樣的文字寫這許多語言,表面上看起來好像差別少一點兒……,在中國,全國方言都是同源的語言的分支,雖然有時候分歧很利害, 我們認為是一個語言的不同的方言.”
——趙元任：《語言問題》第七講 方言和標準語,商務印書館,1980年6月第1版,第101頁
胡適：
“不避俗語俗字.”（八大主義之一）“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不如用二十世紀之活字；與其作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西游》文字也.”“唯實寫社會之情狀,故能成真正文學.”
——胡適：文學改良芻議,《新青年》第二卷第五號,1917年1月1日
“國語統(tǒng)一,談何容易,我說,一萬年也做不到的!無論交通便利了,政治發(fā)展了,教育也普及了,像偌大的中國,過了一萬年,終是做不到國語統(tǒng)一的.這并不是 我一味武斷；用歷史的眼光看來言語不只是人造的,還要根據(jù)生理的組織,天然的趨勢,以及地理的關系,而有種種差異,誰也不能專憑一己的理想,來劃一語言 的.教育,固然由統(tǒng)一語言的能力,但這方面使得統(tǒng)一,那方面卻又自由變遷了.
“德國底喜劇和一部分地方的土話,不易懂得；德國的交通、政治、教育種種,可稱完備了,尚且又‘非普遍性’的語言存在.再看美國,他的交通、教育更其好 了；可是有幾處人,‘紐約’讀作naoya音的；fast這個字,也有種種不同的讀法；南部澳開薩一帶的方言更是復雜之極.至于英國,人家都知道他語言有 遍及全世界的勢力,當然統(tǒng)一極了,開始在倫敦都會的地方,已有許多變化,——文字雖然不變,音卻變了；如有些人說have都把h音省去,讀成ave.還有 蘇格蘭……各種方言,更是難懂了.所以要國語完全統(tǒng)一,即使教育、交通等等如何發(fā)達,終是辦不到的.
“國語統(tǒng)一,在我國及時能夠做到,也未必一定是好.國語文學之外,我看,將來還有兩種方言文學,很值得而且一定要發(fā)展的.一,是吳語文學（包括蘇州,無 錫,常熟,常州一帶）；現(xiàn)在所有的蘇白蘇文學作品,已有很好的了；將來發(fā)展起來,在我國文學上有貢獻的,并且能代表這一部分民族的精神的.二,是粵語文 學；幾百年來,廣東話的詩,曲,散文,戲劇等,有文學價值的也很多；能夠去發(fā)展它,有可以表現(xiàn)西南一部分民族的精神出來的.蘇州的廣東的文學家,能夠做他 們蘇廣的優(yōu)美的文學,偏是不做,使他們來強從劃一的國語,豈不是損失了一部分文學的精神嗎?豈不是淹沒了一部分民族的精神嗎?如果任他們自由發(fā)展,看似和 國語有些妨礙,其實很有幫助的益處.”
——胡適：1921年11月31日《國語運動與文學》,在北京教育部國語講習所同樂會上的講演
“我在七年前曾說：并且將來國語文學興起之后,盡可以有方言的文學.方言的文學越多,國語的文學越有取材的資料,越有濃富的內(nèi)容和活潑的生命.如英國語言 雖漸漸普及世界,但他那三島之內(nèi)至少有一百種方言,內(nèi)中有幾種重要方言,如蘇格蘭文、愛爾蘭文、威爾斯文,都有高尚的文學.國語的文學造成之后,有了標 準,不但不怕方言的文學與他爭長,并且還要倚靠各地方言供給他新材料、新血脈.（答黃覺僧君,《胡適文存》一集,頁一五三）”
“老實說罷,國語不過是最優(yōu)勝的一種方言；今日的國語文學在多少年前都不過是方言的文學,正因為當時的人肯用方言做文學,敢用方言做文學,所以一千多年之 中積下了不少的活文學,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漸被公認為國語文學的基礎.我們自然不應該僅僅抱著這一點歷史上遺傳下來的基礎就自己滿足了,國語的文 學從方言的文學里來,仍須要向方言的文學里去尋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
“這是從‘國語文學’的方面設想,若從文學的廣義著想,我們更不能不依靠方言了,文學要能表現(xiàn)個性的差異；乞婆娼女人人都說司馬遷、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 而張三李四人人都說《紅樓夢》、《儒林外史》的白話也是可笑的,古人早已見到這一層,所以魯智深與李逵都打著不少的土話,《金瓶梅》里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話 見長,平話小說如《三俠五義》、《小五義》都有夾用土話.南方文學中自晚明以來昆曲與小說中常用蘇州土話,其中很有絕精彩的描寫.試舉《海上花列傳》中的 一段作個例：
雙玉近前,與淑人并坐床沿,雙玉略略欠身,兩手都搭著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著雙玉頭頸,把左手按著雙玉心窩,臉對臉問道：‘倪七月里來里一笠園,也像故歇實概樣式一淘坐來浪說個閑話,耐阿記得?’……（六十三回）
假如我們把雙玉的花都改成官話：‘我們七月里再一笠園,也像現(xiàn)在這樣子坐在一塊兒說的話,你記得嗎?’——意思固然一毫不錯,神氣卻減少多多了.
“所以我常常想,假如魯迅先生的《阿Q正傳》是用紹興土話做的,那篇小說要增添多少生氣啊!可惜近年來的作者都還不敢向這條大路上走,連蘇州的文人葉圣陶 先生也只肯學歐化的白話而不肯用他本鄉(xiāng)的方言.最近徐志摩先生的詩集里有一篇《一條金色的光痕》,是用硤石的土話作的,在今日的活文學中,要算是最成功的 嘗試.其中最精彩的幾行：
昨日子我一早走到伊屋里,真是罪過! 老阿太已經(jīng)去哩,冷冰冰歐滾在稻草里, 野勿曉得幾時脫氣歐,野嘸不人曉得! 我野嘸不法子,只好去喊攏幾個人來, 有人話餓煞歐,有人話是凍煞歐, 我看一半是老病,西北風野作興有點歐.
這是吳語的一種分支；凡懂得吳語的,都可以領略這詩里的神氣.這是真正白話,這是真正活的語言.
“中國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種方言已產(chǎn)生了不少的文學.第一是北京話,第二是蘇州話（吳語）,第三是廣州話（粵語）,京話產(chǎn)生的文學最多,傳播也最 遠.……介于京語文學與粵語文學之間的,有吳語的文學,論地域則蘇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吳語區(qū)域,論歷史則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來凡學昆曲的無不受吳 音的訓練；近百年中上海成為全國商業(yè)的中心,吳語也因此而占特殊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兒的秀美久已征服了全國的少年心；向日思維南蠻鴃舌之音久已成了吳 中女兒最系人心的軟語了.故除了京語文學之外,吳語文學要算有勢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學了.”
——1925年顧頡剛編《吳歌甲集》胡序,北京大學歌謠學會和民俗學會出版.
“方言的文學所以可貴,正因為方言最能表現(xiàn)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話固然遠勝于古文,但終不如方言的能表現(xiàn)說話的人的神情口氣.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話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語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
——胡適：1925年《海上花列傳》序,《胡適文集四》第40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我主張不要嚴格的限制.拿日本的經(jīng)驗來說,嚴格限制,很難做到.多少年來習用的方言,總是要流傳的.”
“不許學校里面的學生——兒童說方言,是不好的,也做不到的.現(xiàn)在訓練出來的師資不夠,不夠養(yǎng)成一個環(huán)境,讓他說方言.這在文化上說,并不是沒有益的.至 于說是怎樣使國語統(tǒng)一呢?由公家學校出來的兒童,可以用國語說話,聽得懂國語,看得懂國語,并能用國語就行了.兒童回到家里,講他的方言,臺灣話,客家 話、閩南話,沒有法子禁止的,而且不應該禁止.再以國語來說,他的來源,就是方言.英國、意大利、德國、法國的國語,都是方言.不過他流行最廣,所以占優(yōu) 勢.
“一種方言,不知不覺產(chǎn)生一種文章,有了文章,所以地位很高,流行很廣.英法德意的國語,就是這樣產(chǎn)生的.所以不要太嚴格,不一定要說北京話.不一定要讀 某一種音,才是標準的國語.發(fā)音,也不必要求太嚴格,例如,‘我讀ㄨㄛ（陰平）可以,讀ㄨㄛ（上聲）也可以.’
“方言,我看是沒有方法消滅的,聽他自然的好.英國這個進步的國家,地方很小,人口也只有四千萬,交通方便,教育發(fā)達,可是她還有幾十種語言,方言更多,有二百多種.所以我認為不要禁止兒童說方言,只要他畢業(yè)以后,能夠用國語就行了.”
——胡適：1953年1月6日在臺灣《國語日報》歡迎會上答問
俞平伯：
“我有一信念,凡是真的文學,不但要使用活的話語來表現(xiàn)它,并應當采用真的活人的話語,所以我不但主張國語的文學,而且希望方言文學的產(chǎn)生.”
“在我的意中,方言文學不但已有,當有,而且應當努力提倡它.這自然和國語熱的先生們有點背道而馳的樣子,然而我常常作此想,我主張盡量采用方言入文.”
——俞平伯：2005年,顧頡剛編《吳歌甲集》俞序,北京大學歌謠學會和民俗學會出版.
劉半農(nóng)：
“假如我們做一篇小說,把中間的北京人的口白,全用普通的白話寫,北京人看了一定要不滿意.但是南方人寫白話文卻習以為常了.若用普通白話或京話來記述南 方人的聲口,可就連南方人也不見得說什么.這是什么緣故呢?這是被習慣迷混了.我們以為習慣上可以用普通白話或京話來做一切文章,所以做了之后,即使把地 域的神味犧牲了,自己還并不覺得.”
——劉半農(nóng)：1925年,讀《海上花列傳》,《半農(nóng)雜文》第1冊第245頁,北平星云堂書店,1934年.
“此書中善用俚語土語,甚至極土極村的字眼,也全不避忌；在看的人卻并不覺得它蠢俗討厭,反覺得別有風趣.”
——劉半農(nóng)：重印《何典》序.1926年3月2日,張南莊著《何典》
“大約語言在文藝上,永遠帶著些神秘作用.我們作文作詩,我們所擺脫不了,而且使能于運用到最高等最真摯的一步的,便是我們抱在我們母親膝下時所學的語 言；同時能使我們受最深切的感動,覺得比一切別種語言分外的親密有味的,也就是這種我們的母親說過的語言.這種語言,因為傳布的區(qū)域很?。梢試栏竦厥湛s 在一個最小的地域以內(nèi)）,我們叫做方言,從這上面看,可見一種語言傳布的區(qū)域的大小,和他感動力的大小,恰恰成了一個反比例.這是文藝上無可奈何的故事. ”
“方言是永遠不能消滅的.”
——劉半農(nóng)：《瓦釜集》
魯迅：
“成語和死古典又不同,多是現(xiàn)世相的神髓,隨手拈掇,自然使文字分外精神.”
——魯迅：題記,1926年5月25日.張南莊著《何典》